1905年,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以一句乐观的话结束了他关于“与结核病斗争的当前状态”的诺贝尔演讲:“如果工作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继续下去,那么就必须赢得胜利。”1]。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许多人认为结核病几乎已被消灭[2]。现在,已有100多年的科赫的诺贝尔讲座结束后,结核病已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健康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合并感染HIV和复杂分枝杆菌耐药模式的发展[3.]。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在2010年的880万新病例中,约3%是由耐多药(MDR)菌株引起的结核分枝杆菌(4],被定义为至少对两种最有效的抗结核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具有耐药性。此外,∼30,000例被认为是由于广泛耐药(XDR)菌株,定义为MDR +耐任何氟喹诺酮和至少一种二线注射抗结核药物(阿米卡星、卷曲霉素或卡那霉素)。据估计,2010年全世界新发和以前治疗过的病例中耐多药结核病的患病率为65万[4]。
耐多药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是由于结核病治疗不足和/或卫生保健设施和聚集场所的空气传播感染控制不力而出现的人为现象[5]。为了解决耐多药结核病的流行,迫切需要以下几项干预措施:快速发现病例、适当的感染控制、在适当的方案下及时获得有质量保证的一线和二线药物、建立有效提供治疗的能力、标准化记录和报告治疗结果[6在有效的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和各国政府的承诺下[7]。
以最大的MDR-TB负担全世界都位于欧洲地区的国家九,...